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或核心，要真正发挥龙头或带动作用，无非是通过国际大都市的集聚功能和扩散功能。原先总以为只有扩散功能才是服务功能，而集聚功能只是为了上海自身的利益，这实在是误解。集聚功能指的是动员和配置全球经济资源的能力，提升这种能力不仅有利于上海的发展，而且更有利于长三角和全国的发展。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讲了多年，有进展，但成效不大。大凡遇到此类久议未果的问题，都需要换个角度观察一下，换种方式思考一下。我们不妨也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问题来个逆向思维，或许可能形成一些启发。

　　回顾以往的研究，似乎都没有脱离这样的思维定式：先把约束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制度障碍归结为行政区划；随后，推演出地方利益和地方行为，由此引伸出市场分割问题或区域割据问题；进而，解释区域内的产业自成体系和区域间的产业同构竞争。由此得出的分析结论或对策建议也就大同小异，甚至千篇一律了。不外乎希望以更高层次的行政机构来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或协调区域之间的关系，如建议国务院设立长三角经济协调局，或建立上海特别行政区，等等。

　　在这个思维逻辑中，关键词有三个：产业同构、无序竞争、行政协调。然而，人们在这三个关键词的后面，不该打上三个“惊叹号”，而应该是“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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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次党代会为上海发展给出了一个大思路，那就是“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以此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提供“战略性产业支撑”。这个战略思路的形成，主要出自三个对上海未来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的综合考虑。

　　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全球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开放，融入全球化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上海对外经济联系的空间迅速拓展。由此带来两个必须认真谋划的问题：一方面，为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有效动员和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我们直面国际领域越来越激烈的经济竞争，就看你有没有能力积极应对和最终取胜。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大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一个大国崛起的现实谁也不能否认。由此也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不仅为上海的未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而且也要求上海能够为全国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全过程的支持。

　　第三个因素是上海要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现代中心城市的架构。中心城市功能，包括消费功能、生产功能和服务功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提供的外部条件，以及我国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对投资品的强大需求，两者合力，促使上海城市生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而服务功能则由于政府规制和市场约束长期受到抑制。现在，由于制造业的发展受到能源、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的瓶颈制约，上海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开始递减和衰竭，为此，产业层次的提升、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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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长三角，人们一般都会提到资源条件优越、文化底蕴厚实，是古代的漕粮赋税重地和近代的民族工业发祥地。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发展奠基于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启动于财政“分灶吃饭”时期的区域竞争，起飞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内生增长动力强劲，发展势头经久不衰。在这片1.1%的国土面积上，6.3%的人口创造出了21%的GDP、20.4%的财政收入、40%的外商投资、36%的进出口总额。

　　上海是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发挥“龙头”作用？笔者认为，需要突破陈旧的地区主义思维约束，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跳出上海布局上海，考虑长远部署当前。上海当前不仅面临着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经济运行机制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而且更需要谋划如何更好地与长三角经济联动发展，与全国经济发展协调同步。为此，笔者建议，上海的发展应该依托苏南浙北，纵深长江流域，直面开放机遇，加快改革试验，构筑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前沿阵地，合力打造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抢占国际竞争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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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现在的问题在于，“创新”已谈论多年，规划方案也制定不少，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很大缺憾。笔者认为，关键还是必须抓住五个要素：人本理念、文化氛围、微观活力、有效组织和制度保证。

　　为什么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那是因为，知识来自于人的智慧，创新来自于人的行为，发展来自于人的努力。上海人很聪明，很努力，但政府主导型发展环境下形成的惰性、惯性和依赖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探索精神、进取精神、冒险精神的缺失，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上海城市创新的原动力。因此，我们应该从提高上海市民素质入手，增强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并将之转化为创新的行为。当然，民众创新意识不会自发形成，因此需要通过外在竞争压力和内在目标追求来激活。一般而言，创新冲动与危机感成正比，与责任感也成正比。由此，危机意识、竞争观念、民族情感、历史责任的培育和强化，也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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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数据支持这个调查结论。上海20%最高收入家庭与2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1990年为2.1倍，2000年仅2.8倍，但2005年就超过了5倍。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上也在增长，但主要是由高收入人群所拉动。目前，20%最低收入家庭占全市可支配收入的份额不到10%，而20%最高收入家庭却占有将近40%。

　　收入差距迅速扩大，首先与上海的增长方式有关。上海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于投资（包括外资）拉动，尽管科技含量较高，资产质量也不错，但资本要素在分配结构中的比重相应就很大，形成了“强资本高回报、弱劳动低收入”的分配格局。其次与上海的经济结构有关，上海政府近年来强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政策聚焦，资源集中，行业间收入差距也随之拉大。例如，信息产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当于全市平均水平的223.5%，是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的4.6倍。其三，与上海的国企改革有关，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启动较早，但近年来较多地重视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热衷于加加减减，只产生物理反应，没出现化学反应，生产经营状况改善不明显，致使就业人员比较集中的国有企业个人收入低于平均值，仅相当于三资企业的一半。集体企业更低，相当于三资企业的三分之一。个体户也不高，只达到平均值的78%。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却超过平均值一成以上。其四，与上海的就业分布有关，上海20%最高收入家庭的就业面是62.6%，而20%最低收入家庭则是39.6%，就业面差距（1.6倍）加上个人工薪收入差距（3.8倍），两者的收入差距就达到了6.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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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现在还不能说这种发展模式已完全失去了有效性，但不能不强调这种发展模式的风险性很高。这里所说的风险主要有两类：一是决策风险，一旦在发展思路和发展决策上出现了偏差，如果缺少制衡机制，就会导致严重后果；二是道德风险，在政府主导型城市经营发展平台上，政企合一或官商互动是常态，官员的道德风险很大，如果缺乏制约机制，就会出现严重违纪违法。上海现在的麻烦就在于，具备产生风险的土壤，缺乏防范风险的机制。

　　在回顾和反思“决策风险”时，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那就是上海发展的方向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偏离和迷失。上海曾经利用和抓住了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的机遇，迅速发展现代制造业，为城市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产生了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近年来，上海决策层长期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项目投资上，放在科技创新上。核心技术开发和自主知识产权固然非常重要，但将之看作是上海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或最主要战略，视为“华山天险一条路”，那就偏了，反映出一种还是把上海看成是工业城市的潜意识。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灵魂，金融中心是当代国际竞争的战略高地。中国立志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迫切需要一个竞争战略高地的支撑。能够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城市可能不止一个，如北京，如深圳，如上海，都是中华骄子，城市精英。上海自十四大确定“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战略定位后，义不容辞地站到了金融创新的前列。

　　上海十多年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之路，走得很执著，也很艰难。有人说，这是上海的心中之梦，也是心中之痛。梦在期盼，痛在约束。客观约束是“先天不足”（中央银行、四大商业银行总部、金融政策制定部门和金融活动监管部门都在北京）和“后天不足”（这一期间先后历经的两轮宏观调控和一次金融风暴）。因此，尽管上海金融业增加值从1990年的71亿元上升到了2005年的699亿元，但发展的资源和空间非常有限，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特征非常明显。2001年上海金融增长出现2.1%的低潮，2002年甚至零增长，即使2003年后有所加快，但“十五”规划中的金融业占GDP比重18%的要求最终落空。

　　金融创新是上海发展的灵魂，因此，思维方式、生产方式或制度安排必须朝着有利于突破性发展的根本性改变。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上海打了三个漂亮的“时间差”：上世纪90年代初期率先建立十大要素市场，奠定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石；之后率先实施外资银行本币业务试点，促成了中外金融机构集聚的趋势；2005年率先实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2006年率先应对WTO金融过渡期结束后的国际竞争，有效地提升了上海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助推上海抢占国际竞争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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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各方解读不同，迄今尚未形成规范约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制度创新 “先试先行”。有了这一条，即使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没有，一条财税优惠政策没有，也没关系。只要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发挥创意、创造、创新的革命性功能，上海就有可能实现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

　　上海在第一时间向国务院提出了申报，国家发改委调研小组专程赴浦东考察，充分肯定了浦东新区提出的“六个化”（经济运行市场化、商务环境国际化、功能开发区域化、增长方式集约化、公共事务社会化、政府管理法治化）改革思路。数月后，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批准同意。上海浦东又一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树立起了更高的目标追求。

　　随后，上海迅速制定了“总体方案”和“三年行动计划”。根据我的理解，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力图在三个关键层面“着力”突破，进而实现综合性的制度创新。

　　第一个是政府管理层面。上海的发展是典型的政府推动型模式，短期效率很高，但以长期活力为成本。同时，错位、越位、不到位问题，惯性、惰性、依赖性问题，都很明显。如何根据“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功能定位，自我革命，塑造一个体现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理念的现代政府运作系统，是首要问题。

　　具体地讲，则有分清职能、理顺关系、规范行为、健全体系等内容，要求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强化政府核心职能，退出不必要干预；争取条块互补，职能协调，功能整合；追求科学决策，依法行政，有效运作，建设符合经济全球化、竞争国际化要求的经济运行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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